一個紐約頂尖高中學生的反思:我不想成為當權者拒絕改變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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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on WeChat through a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努力終有回報」是我從小到大一直從父母那裡聽到的一句話。在熬夜準備考試或是在清晨的火車上趕作業時,我會反復對自己說這句話。但現在,作為紐約市一所名牌高中的高三學生,我開始意識到這種思維方式的缺陷。

長期以來,由於史岱文森,布朗克斯科學高中,布魯克林科技高中和類似的名牌高中招收非裔、西裔和低收入學生的人數有所下降,該市的特設高中和名牌高中錄取制度的公平性一直受到質疑。今日,非裔和西裔學生佔紐約市高中系統人數的近70%,但他們卻只佔9所特設高中入學學生的10%多一點。除了拉瓜迪亞高中(要求學生提交表演或藝術作品集來替代入學考試成績)以外,這9所學校依據學生在八年級秋季參加的特設高中入學考試(SHSAT)中的成績錄取。其他重點高中,如亨特高中,也實行類似的入學考試。


史岱文森高中,圖源:NY Post


2019年,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 表示,為了增加特設高中錄取學生的多樣化,打算取消SHSAT作為錄取的決定因素。這些計劃在亞裔社區內引發了不同意見:一些亞裔家庭和立法者認為,取消考試將是對亞裔學生的歧視,而且亞裔在學生群體中佔據很大的比例。儘管Bill de Blasio的提議並未通過,但隨著疫情暴發,行政官員們重新審視考試形式,人們再次就重點高中錄取方式產生了爭論。


圖源:Inside Higher Ed


當第一次聽說招生改革所產生的混亂時,我也感到被針對了。舉例來說,我被立法者在制定改革計劃時拒絕咨詢亞太裔社區的行為所傷害。除此之外,當我讀了一篇又一篇描述這些教育改革計劃將削減特設學校的亞裔學生人數的文章時,我擔心取消入學考試將會貶低無數亞裔學生為了取得學術上的成功而做出的努力。


我在一個低收入家庭長大,我回想起我們不得不在做飯時節約蔥姜等調味料以省下付房租的錢。當我的朋友們在嘲笑那些在學校學費豁免清單上的人時,我只能聳聳肩,強顏歡笑。現在我的父母在做白領的工作,我的哥哥和我都拿到了優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們難道不努力嗎?我們現在的地位難道不是我們應得的嗎?我總是為取得好成績感到很愉悅,為論文上的評分「前百分之一」感到光榮。事實上,當我進入考場時時,我和坐在我身邊的孩子們在家境上的差異消失了,我們都只有同樣的兩支鉛筆和一塊橡皮,成功與否只取決於我們在做選擇題時選A,B,或C。沒有比這更公平的了。標準化的測驗是為數不多我和我的同學們處於平等地位的場合。像我一樣的孩子無法接受沒有標準化考試的未來。


我依然認為,不將亞裔的意見包含在討論的範圍之內是一種不可接受的失察。並且我依然相信,我的家庭是靠無比辛勤的工作才取得如今的地位。然而,我不得不認識到一個現實:我和我的很多同學擁有很多並非所有少數族裔家庭都擁有的特權。我的朋友大多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並且每周能夠花大把時間參加昂貴的考試補習班和夏令營項目。這種奢侈的花銷是很多人都負擔不起的。即使是花費那麼多時間在學習上也是一種巨大的特權。


因為對於非裔和其他有色人種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來說他們面臨的挑戰:「努力學習」和「努力工作」的成功之路對於他們可不像是華裔美國人認為的那麼簡單。系統性種族主義是美國社會中內置的各種力量的融合,這些力量使有色人種處於不利地位,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不同的群體。例如,美國心理學會的研究報告顯示,早在 10 歲時,非裔學生就會被認為比同齡人年長且(在犯錯誤時)看起來不那麼無辜,因此更有可能因其他孩子往往會被原諒的問題而面臨紀律處分; 2004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許多學校會主動干預非裔學生參加高級課程或參加課外活動,而同時卻鼓勵他們的白人同學接受大學預科課程的挑戰。在課堂之外,許多其他問題以大多數亞裔美國學生從未經歷過的方式使非裔們處​​於不利地位,如幾十年來歧視性招聘行為以及低就業率造成的跨代貧困,和由於貧困而被拒絕借款等問題。


儘管我們可能不願相信,我們目前的教育系統其實並未有效幫助亞太裔社區。我們不能再相信 SHSAT 是聰明、勤奮的亞裔學生通過測試來走向成功的未來的方式。一方面,儘管這些學校的亞裔學生人數眾多,他們仍無法代表紐約市的整個亞裔人口。名牌高中的低收入家庭明顯減少——根據 2017-2018 年紐約市公立學校人口數據報告,紐約市 9 至 12 年級的亞裔學生中有 76.5% 有資格享受免費或減價午餐,而在 Stuyvesant 高中和布朗克斯科學高中(紐約市九所特設高中中的兩所)這一比例為 53.4%和 56.1% 。在 Hunter高中,1200 名學生中只有 105 人符合資格。 2019 年紐約市政府貧困衡量標準顯示,紐約市 23.8% 的亞裔生活在貧困中,是所有種族群體中比例最高的。乍一看,名牌高中有大量亞裔學生似乎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統計數據。雖然低收入的亞裔美國學生確實設法考入了精英高中,但這些差異表明,他們與大量非裔和棕色人種學生一起,由於學校對單次入學考試模式的重視而繼續被那些有條件佔據更多學習資源的同齡人擠壓著。


在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门前的游行中,学生们手举标语,上面写道:为什么在一个非裔占25.5%,拉丁裔占40.6%,低收入家庭占72.8%的全市学生群体中,我们学校的学生在这几个方面分别只占2.4%,6.4% 和9%?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在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門前的遊行中,學生們手舉標語,上面寫道:為什麼在一個非裔佔25.5%,拉丁裔佔40.6%,低收入家庭佔72.8%的全市學生群體中,我們學校的學生在這幾個方面分別只佔2.4%,6.4% 和9%?圖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就像目前的系統並不在幫助我們一樣,對該系統進行改革也不一定會傷害我們自身。儘管尚未對高中招生流程進行大規模更改,但一些較小的舉措一直在努力幫助獲得服務程度不足的學生群體。其中一個行動就是 NYC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iscovery Program。這個項目為表現優異的弱勢學生提供暑期教育提升,幫助他們獲得特設高中錄取,這些舉措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整合基於中學平時成績排名的錄取方式來逐步淘汰 SHSAT。在2020年,49.7%的錄取通知書發送給了低收入亞裔美國學生。這應該是相較於其他任何種族人口中最多的,而且比去年有所增加,這表明亞裔將繼續受益於平等入學改革。該計劃的延續還可以更準確地反映紐約亞裔社區的多樣性。例如,美國教育部(DOE)預測該計劃將增加母語為烏爾都語或他加祿語的學生的代表性。 亞太裔社區是一個非常多樣化的社區,倡導包容性教育系統將有助於維持其多樣性。


在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門前的遊行,圖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最終,我在一個名牌高中的經歷教會我兩個重要的道理:第一,一次錄取考試並不是弱勢學生獲得更好未來的公平競爭環境。第二,即使少數族裔的學生能夠獲得重點學校的錄取,這些學校本身的設定也不能給予他們太多支持。這些不平等在我開始申請大學的時候變得尤其明顯:雖然我的成績很大程度上受益於我的指導老師,從頻繁的專題討論會到不必預約的一對一聊天的過程中,似乎有種不言而喻的假設:我們已經非常適應基本的大學過程。我很多同學的父母能夠幫助他們創建一個大學清單,修改文章,或者申請財務援助。很多人和備受尊敬的學校有財產捐贈方面的聯繫。在一個擁有這些外部資源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一個環境里,完全憑自己解決這些過程是令人生畏甚至麻木的。正是這次經歷讓我充分意識到,再多的努力也無法讓我與生來就擁有更多資源的學生平起平坐。

作為低收入的第一代移民而長大的體驗包含著「被孤立」的感受。而作為東亞裔美國人,我知道能有大部分的同學外貌和背景跟我相似是一件幸事,但現狀就是學校傾向於錄取相對富有更 「像白人」的申請者,所以我們仍然缺乏一種歸屬感。相對於一些更加沒有話語權的少數族裔同學,我的背景已經相對具有特權了,所以我明白他們所感受到的與這樣的現狀的差異會更大。讓精英高中變得更多樣化是為更多背景各異的孩子開放空間的必要一步,也是為教育系統的平等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之一。


用亞裔的成功來合理化當下的教育系統會傷害所有有色人種社群。這種宣揚僅僅只描繪了亞裔群體中單一的一小部分。我們現在的高中錄取模式似乎更青睞亞裔學生(當然,肯定有亞裔同學從中受益),但披著「贊美勤勞的少數族裔家庭」的外衣的改革阻力正在傷害和分裂亞裔美國人群體,甚至整個少數族裔群體。它加深了亞裔和非裔/西班牙裔社區之間的分歧,只會適得其反並傷害我們所有人。


在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 門前的遊行,標語上寫道:多元化才是優異的,圖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以前,我對於失去現有的錄取系統也會感到害怕,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對我這樣的孩子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我不能確定改革的決定會怎樣影響我們學校,也不知道哪個決定才是正確的。但當我回顧自己的高中生涯,我可以確信地說保持現狀不是上策。


我不想讓自己和我的亞裔美國人同輩習慣於忽視這種系統性的問題。這樣的系統下,少數族裔的孩子將不能得到跟其他學生得到相同的教育,我們也不想成為當權者拒絕改變的藉口:當權者們只會用手指指著我們,然後說:「哪有這麼糟?看看他們(這些成功的亞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