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t and Producer: Yi Ding
Guests: Charlene, Jeff, and JiJi Wong
Chinese editor: Jiangnan
English translator: JiJi Wong
丁祎：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期的心声时间，我是丁祎，一位大学图书馆员，业余在”心声计划”担任外联总监。”心声计划”是一个政治教育与虚假信息打击平台。纽约时间的朋友可能对心声和我有印象，去年心声在竞争首届Gold Futures Challenge为有影响力亚裔组织设置的奖项时纽约时间登载过我的一篇心路历程文章，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最终拿到的资金让我们更加壮大。今天，我带着新的内容和团队回来了，期待通过声音和更多纽约时间的读者联结。
“心声”诞生于疫情爆发的2020年，今天和大家聊聊过去两年美国在新冠外另一场公共卫生上最致命的危机，那就是——枪支暴力。
在这个节点聊枪支暴力，是因为上周国会正式签署通过的一项历史性法案：《两党更安全社区法（The Bipartisan Safer Communities Act）》。这是自 1994 年十年攻击性武器禁令到期以来最重要的联邦枪支安全立法，标志着两党在最有争议的政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个法案将有数百万美元用于心理健康、学校安全、危机干预计划以及鼓励各州将青少年记录纳入国家即时犯罪背景调查系统的激励措施。
为什么这个法案对我们很重要呢？我身边很多关注政治的华人朋友并不怎么关注和讨论枪支管控。但是我认为了解和讨论枪支问题对华裔有很特殊的紧迫性。随着亚裔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族裔群体，枪支游说团体表示逐渐转向亚裔，针对我们进行市场营销。另外，我们都知道美国这两年增长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从 2019 年到 2020 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上升了 145%，其中大数据显示亚裔中不断增长的枪击凶杀率，我们都有切身利益关注枪支安全。
面对枪支暴力的威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武装自己。别入我先生——我自己家中有枪，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买枪甚至武装。全国枪击运动基金会（National Shooting Sports Foundation）数据显示，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内亚裔购买枪支的数量增加了49%。不过，虽然安全是一个我们都很关注也都应该有话语权的话题，但凭直觉和网络信息形成的观点和行动，会完全准确和有效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和身边的几位朋友聊了聊并进行了事实核实。
为了有更多样观点的交流，我特地选择了和我政治观点不太一样的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朋友——Jeff是我所在大学的教授同事，Charlene刚刚JD毕业即将成为一位律师。
【丁祎：你之前有给我发过跟朋友聊枪支管控的讨论，你说”监管之后，好人没枪，坏人依然有枪”，可以就这个观点多一些论述吗？
Charlene：因为现在我们的起点已经是持枪权是被受保护的，所以如果要控制的话等于是说美国政府是要有一定监管能力来进行严格的筛查，但我不觉得美国政府有这个能力，无论是从州还是联邦层面州，包括立法、执行、以及从财政来看，我觉得这不是美国政府built in（内置）的一个能力。
Jeff：控枪控了守法公民，那么那些犯罪分子是不受控枪措施。我认为对于犯罪分子、尤其是犯罪团伙，基本是无效的。团伙比我们守法公民更容易弄到枪支。】
那么，Charlene和Jeff这个共同的观点，枪支法律、控枪对坏人几乎没有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判断或者担心呢？
经过一番事实核查，我发现：强有力的枪支法律已被证明可以减少枪支暴力。枪支控制法律更严格的州确实整体趋势是枪支暴力较少。事实上，未能实施基本保护措施的 13 个州枪支死亡人数几乎是 8 个枪支安全严格州的三倍。带着这个数据我又和Jeff聊了聊，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自杀与他杀的区别。
【Jeff：枪支拥有的容易的确会使用枪自杀更方便，但是说实话，用枪自杀固然是不幸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想自杀，没有枪他也会想别的办法来自杀。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我来说更直接有威胁感有痛感的是他杀，枪杀中的凶杀。】
在这些枪支死亡事件中，我们怎么看待两者的区别呢？我仔细看了看，美国每10起枪支死亡事件中有4起是凶杀案，6起是自杀案。获得枪支会使凶杀案的死亡风险增加一倍。那么自杀率呢？事实上美国的枪支自杀率是其他高收入国家的近 12 倍。有的人可能会和Jeff一样会说，自杀的人不论有没有枪都会自杀且成功。实际上，这个问题有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可以解答：美国病理学期刊和很多其他研究都表明，大多数自杀是一个冲动性而非深思过的行为，90%的人在第一次自杀尝试失败后都不会再次自杀，而获得枪支会使自杀死亡的风险增加三倍。枪支自杀确实集中在枪支拥有率高的州。也就是说，不论是凶杀还是自杀率，都和枪支控制政策有很强的联系。
这样一来，刚才这个听上去还挺道理的观点，也就是控枪对枪支暴力、枪支死亡人数没用，因为控枪对坏人没用，而想自杀的人不论有没有枪一定会自杀成功，是一个基本上站不住脚的观点。
那么，控枪虽然对坏人和想自杀的人有用，但是是否大大削弱了好人能保护自己的机会呢？Charlene和Jeff的观点的另一层担忧是否有道理呢？比如说，大家可能记得今年5月24日举国震惊的乌瓦尔德枪击案。18 岁的萨尔瓦多·拉莫斯 (Salvador Ramos) 在得克萨斯州的罗伯小学开枪打死了 19 名学生和 2 名教师，另有 17 人受伤。如果老师配枪，是否就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实际上，德州在2019年立法让更多教师持枪，“加强学校安保”，但让教师配枪这个最常被一些人直觉想到的应对措施，遭到学校安全专家、执法人员、教师和家长的反对。教师携带枪支进入学校时，孩子们其实更有可能接触到这些枪支，从而增加风险。学校里发生过很多起学生发现工作人员放错或没放好的枪支并将开火的事件，更别提还有几起学校工作人员在校园内有意或无意地释放枪支的事件。
【JiJi: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gun violence as a student was in middle school, an unsafe part of our city where shot-outs and robberies happened at the corner store just across from my school.
丁祎: JiJi是一位心声成员，乌瓦尔德枪击案后她想起了自己的经历。
JiJi: One day after dismissal, as we boarded the school bus, we heard gunshot, which wasn’t abnormal, but never at dismissal when we were outside in the open. We had gun control at school, but never protocols for being outside. The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securities guards, and our school police officers, they all just shoved us into the buses underneath the seats, not really caring if anybody was on the right bus, just yelling at us to wait it out.
We waited, I don’t know, it must be around like 5 mins and felt like forever. And as soon as it was over, with no gun shots having been aimed at the school, though it felt like it at the time, we just continued dismissal as usual. I am not sure if the shooting was ever investigated, because we never heard news about it and my parent didn’t hear about it until I told them. We never talked about this in class. We just had to accept that, this was normal, and this was okay.
(我第一次作为学生遇到枪支暴力是在中学。我学校就在一个枪击和抢劫就发生在对面的街角商店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放学后的一天，当我们登上校车时听到了枪声，这并不异常，但在放学时学生都走到室外时这种情况从来没有。我们学校有枪支管制，但从来没有设置过在室外如何应对的规范。行政人员、老师、保安和学校警察只是把我们推到校车上的座位下面，根本不在乎是否有人在对的车上地对我们大喊大叫：等着。
我们等了我不知道多久，大概是漫长的 5 分钟，就像永远一样。事后，由于学校没有被枪击，虽然我当时感觉是这样，但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放学。我不确定这起枪击事件是否被调查过，因为我们从未听说过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就连我的父母也是在我告诉他们后才听说。我们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谈论过这个。我们只能接受：这很正常，这没关系。)】
这些真实的故事总在提醒我们，枪支暴力深刻影响的不仅是遇害者和他们的亲人朋友，还是那些目击者们，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未成年。
实际上，枪支是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 每年有超过 2100 名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杀。不过，对于 13 岁以下的儿童，这些枪杀最常发生在家中，并且往往与家庭暴力有关。
不错，枪支在家暴中的作用是另一个很少被讨论关注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对我们如何看待枪支管理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可能记得纽约时间刚刚登载的一起枪杀悲剧。一位20岁的母亲推着三个月大的女儿在非常富裕安全的曼哈顿社区被一枪爆头丧命。虽然警方还在核实调查嫌疑人，但遇害者的母亲表示这很可能是遇害者的丈夫，他家暴并威胁遇害者会夺走她和女儿的生命。
实际上，家中有枪使得家庭暴力情况下妇女被杀的可能性多五倍。美国妇女被枪支杀死的可能性是其他高收入国家的28倍。每个月，美国平均有70名妇女被亲密伴侣开枪打死，20名妇女被枪打伤。近一百万妇女已被一个亲密伴侣开枪，约有370万受到亲密伴侣的威胁。
也正因此，两党更安全社区法中填补所谓“男友漏洞”有巨大的意义，也就是把有家暴历史购枪的限制从法律婚姻或事实婚姻关系扩展到其他亲密关系中的伴侣。
那么，什么样的介入是被证明对阻止校园枪击案有用的呢？这就要回到《两党更安全社区法》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次的法案有很大一笔对于心理服务的投入，也听上去符合我的两个朋友的观点。那么这在多大意义上是有效的一个介入方式呢？
首先要澄清的是一个对心理疾病患者在枪击案中作用的误解。
【Charlene：我没有读过任何科学的报告，但就是一种，从媒体上获得的一种大概的印象吧。媒体每次这种事情（指枪击案）出来，要么凶手杀完人就自杀了，要么凶手有严重的anger management（控制怒火）问题。】
的确，媒体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报道加剧了刻板印象，即精神疾病常常导致暴力。但是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多数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绝不是暴力的。事实上，精神疾病仅占所有暴力事件的4％，对枪支暴力的占比甚至更低。也就是说，大多数枪杀案的施暴人都并非精神疾病。这一点我们从其他精神疾病水平相似的国家枪支暴力的水平要低得多也可以看出。
那么，法案对心理健康的投入是否就没有用了呢？不尽然。首先，精神疾病与自杀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这就有两个引申结论，一个就是心理服务的投入对减少枪杀中的自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个就是大家想象的在获取枪支这一步对精神疾病的背景筛查往往是无法阻止大部分施暴者的。
但是，这不并是说在自杀外解决枪支的他杀/凶杀问题就不应该关注心理问题。实际上，学校雇用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可能是最先知道学生何时遇到问题或何时有可能转向暴力的人。几项研究发现，使用威胁评估计划的学校只有 0.5%到 3.5% 的学生实施或企图实施暴力威胁。由于58%的校园枪手与学校有联系——他们是现任或前任学生、教职员工，所以在学校层面加大预警培训和投入非常重要。全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数据显示学生与心理学家的比例为 1,381 名学生比 1 名学校心理学家——比建议的 500-700 名学生高出两到三倍，《两党更安全社区法》为学校增加相关心理专家和资源预警意义重大。
基于此，我认为作为普通人我们还能做两件事：
1. 支持枪支的安全存放从家庭、学校开始
在高达 80% 的枪击事件中，未成年是从自己的家中或亲戚或朋友的家中获得枪支的，所以践行安全存放枪支，并鼓励更多学校和家长关注非常重要。各位纽约时间读者如果有兴趣更多帮助学校、家庭、社区，可以了解和志愿枪支安全的非营利组织，我个人关注的是Moms Demand Action。
2. 关注和及时汇报任何让人担心的情况
研究表明在所有针对性的校园暴力行为发生之前都有引起其他人关注的警告信号，甚至在 77% 的事件中，其他人提前知道了枪手的计划。另外，前面提到的枪支在自杀以及家暴死亡中的巨大作用不容忽视，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其实都可能通过警惕身边暴力（不论是对己还是对人）阻止枪支死亡的可能。
《两党更安全社区法》只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对青少年购枪已经有了更严格的筛查要求，但如果说有什么是我最希望接下来推行的，那就是普遍提高购买枪支的年龄。数据显示，18 至 20 岁的青少年持枪杀人的比例是 21 岁及以上成年人的三倍。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某高中的枪手 19 岁，乌瓦尔德枪击案中的枪手18岁。根据联邦法律，他们不可能在枪支商店购买手枪，但可以购买他们在枪击事件中使用的 AR-15 突击式步枪，因为所在州法律并未禁止18至21岁的居民购买长枪。目前，只有六个州要求至少 21 岁才能购买步枪和霰弹枪。
另外，在美国，枪支凶杀案的一半发生在仅 127 个城市，占美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枪杀案在种族隔离、贫困率高的社区最为普遍。所以解决种族和经济的不平等一定是长远来看解决枪支暴力最根本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