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校毕业生万字长文:华人家长痴迷哈佛耶鲁,却并不明白它们真正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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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WeChat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which also assisted with its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作者: 棣华


2021年6月14日,最高法院邀请司法部就公平招生组织诉哈佛大学(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 的平权行动案提出意见。该案于2014年首次提交,最后一次在波士顿地区法院的审理是在2018年,而当时,该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哈佛的裁决。最高法院向司法部发出的邀请,实际上是推迟了它对是否审理上诉的决定。如果法院决定接受公平招生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的请求,其裁决可能会对大学招生中使用有种族意识的平权政策产生广泛影响。


律师手举标语牌合影,标语上写道“我是亚裔,我也有梦想”,(图源:Harvard Crimson, Amy Y. Li)


关于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政策是好是坏,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对亚裔有帮助还是有害的争论似乎从未消失过。不管你是支持平权还是认为它伤害亚裔利益,你很可能听过所有支持和反对平权的主要论点。每次平权出现在公众议题中,这些论点就被拿来辩论和重复。例如:平权行动帮助了很多非华裔的亚裔美国人;基于种族的制度没有考虑阶级差异;真正的精英制度会以分数高低甚至抽签方式来录取学生,而不是通过论文录取;学生们在多样性的课堂环境中成长得最好等等。

我是2019年从常春藤盟校毕业。我从小到大都听过这些争论;在我的家乡,学生的身份认同取决于录取大学的排名,家长和老师都在八卦谁要上了哪个大学。我在这里就不再老调重弹。在一所 “备受吹捧”的名牌大学学习了四年之后,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沿着这些一流大学带有歧视的思路来辩论平权运动,那我们可能都错过了重点。许多中国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哈佛或耶鲁,但却不明白哈佛和耶鲁真正代表什么。他们可能认为因为这些大学最负盛名,它们能提供最好的教育或最好的职业准备。诚然,他们享有盛誉;但在美国,没有一所大学在教学质量或职业成果方面拥有垄断地位,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来自所谓“不太出名的”大学的学生进入顶尖研究生课程和企业工作。(事实上,在常春藤盟校接触到其他兴趣爱好改变了我对医学的看法。如果我上了一所州立学校,并获得了生物学学位,我的父母会对我的职业生涯轨迹高兴得多。)

不管中国父母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或要子女去追求这一点,精英学府保护和巩固的其实就只有:白人性(whiteness)。申请进入一所精英大学就是要申请进入美国统治阶级。对那些谴责司法部对耶鲁大学撤诉或投票反对加州第16号提案的人们来说,他们可能不了解——精英大学向非白人提供“入场券”是一番好意,而非出于制度设计。而这既是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很难获哈佛等大学录取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取消平权只会使亚裔在未来更容易被顶尖高校拒之门外。

我想继续深入阐述,而不是简单提倡平权。我希望挑战支持和反对平权的读者,重新思考为什么他们如此看重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等。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声称子女应跻身美国精英阶层时,他们为之所奋斗的是什么。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以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组织对哈佛大学的诉讼为例,论述以下几点:美国华人家长对子女大学排名的痴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平权行动的对抗)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完全没有领会美国 “名望”的本质。 结果,他们做出的决定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和他们子子孙孙的未来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 我关注这起特殊的诉讼案,并不是因为它的独一无二,而是因为原告反对平权运动的论点是美国华人对该类型政策的反对有象征意义。

在第一部分 "权力 "中,我认为哈佛的精英地位来自于它与白人的紧密联系,试图进入哈佛就相当于试图进入美国的白人统治阶层。 在第二节 "个人主义 "中,我认为哈佛大学的声望取决于对白人统治社会结构的维护,这使得种族分类在招生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反平权行动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错误信仰使他们看不到这一事实。 换句话说,虽然 "任人唯贤 "的录取制度可能会让更多的亚裔美国人进入哈佛,但更多的亚裔在哈佛的比例会使学校的声望降低,不那么受欢迎,从而使试图让学生进入哈佛的初衷落空。 在第三节 "正义 "中,我认为停止平权运动结束只会进一步限制亚裔登上精英阶层的机会。 最后,我探讨了为什么真正的正义不取决于对平权行动所要帮助的非裔和棕色人种,而是取决于与我们们联合起来,打破白人的主导地位和威望。

一. 权力(Power)


什么是“白人性”?哈佛与之有何关系?法学教授谢丽尔·哈里斯(Cheryl I. Harris)在她开创性的文章《白即为财富(1993年)》(Whiteness as Property)中提出:白在美国是一个种族概念,被立法规定为财产权。由于欧洲殖民者用奴隶制征服了黑人,用土地掠夺征服了土著人,肤色种族差别比族裔差别更为显著,殖民时期美国的权力等级不再由你来自哪个国家,而是由你的肤色来决定。哈里斯写道:”‘黑’肤色的人标志着被奴役;‘白’肤色的人标志着自由,至少不是奴隶。从‘奴隶’和‘自由’转换到‘黑’和‘白’的符号意义延伸到思想和言行,这样的两极结构是形成种族社会的重要环节。”

换言之,白人作为种族的发展与白人拥有权力的发展齐头并进,这种权力优越通过财产所有权体现出来,于是“白”本身渐变为一种财富象征,既有权占有财产,也有权决定财产占有的条件。 就像一份财产,“白”具有价值(即特权)。这种默契定义反映在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具有可延展的排他性:通过改变法律,白人优先制度可以阻止其他肤色分享‘白色’权利及其附带的利益。 话语权(例如,通过移民配额或入籍障碍)成为维护和巩固白人至上的一种方式。

在哈里斯的论点基础上,学者苏珊·科希(Susan Koshy)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白化范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价值范围内运作。 “美国梦神话”表明:只要奋力争优,任何人都可以在美国取得成功,是的,只要提升阶级,就可以拥有权力。因此,白色特权被欺骗性地映射到物质财富积累上。 美国向非白人,特别是非白人新移民一种虚假希望,他们被告知:这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只要他们为之努力,任何人都可以完成任何事情,甚至是成为事实上的白人。

同时,通过获得成功上升为“白人”努力在司法上久未兑现。科希指出,尽管黑人早于1870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1878年至1952年的52次亚裔入籍审判案中,亚裔当事人有51次试图通过将自己归为白人而不是黑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即使证明他们是另一种身份可能更加容易。科希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当事人遭到法官拒绝时,他们被置于种族等级制度的下层同袍,正如他们自己定义的非白人代表了道德和文化的堕落,他们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主审法官经常谴责沮丧的请愿者,因为他们认为法律暗示了只有上等种族才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毕竟,黑人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有多少人能说亚洲人不如黑人?”[12]在法庭上,当事人认为白色优势乃是由经济能力所支配的幻想破灭。幻想通过追逐财富获得话语权,本质上是屈服于白人制度的异想天开。白人制度可以随意改变游戏规则,行使他们的“将他人排除在享有白人地位的特权之外的合法权利”。

哈里斯(Harris)和科希(Koshy)的工作为重新思考“精英大学”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尽管他们算不上移民官员,但哈佛的招生人员仍然是精英机构的守门人,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有形权力的机构:哈佛大学一直名列全美前三和全球前十,共有48位普利策奖得主,49位诺贝尔奖得主,32位国家元首,其中包括8位美国总统。[13]但是这些统计数据只是哈佛声誉的附属品。这所大学是否被指定为官方排名第一,是否培养的罗德学者人数最,还是获得的麦克阿瑟奖学金数量最多,这些都已不再重要。哈佛的理念已经融入美国文化,并在某种程度上,也融入了国际文化,成为卓越的典范。

这种卓越与白人紧密相连。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最初是神职人员的培训基地,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中,它一直是一所纯白人的学校。它的第一个黑人学生比佛利·加勒特·威廉姆斯(Beverly Garrett Williams)于1847年被录取,但在学年开始前就去世了。22年后,哈佛才录取了另一个黑人学生理查德·西奥多·格林纳(Richard Theodore Greener),他于1870年毕业。(格林纳于1869年从Oberlin学院转学至哈佛,日后成为霍华德大学法学院的院长。2020届是哈佛大学历史上首次出现非白人学生占多数,但这是极其微弱的多数:51.4%的新生认为自己是少数族裔。类似模式在美国其他著名学府中也可以观察到: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1857年首位黑人学生理查德·亨利·格林(Richard Henry Green)毕业(不过耶鲁首位非白人毕业生是容闳Yung Wing,一个在1854年获得学士学位的中国人)。[16]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于1746年,直到1891年才出现第一位黑人硕士毕业生。


申请进入哈佛大学及其它常春藤盟校,与申请任何大学的入学不同。哈佛的文化足迹标志着它的毕业生是由白人至上主义组成的精英阶层的成员。因此,就读哈佛的愿望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流的教育,正如许多文章指出的,任何其他大学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教育,进入哈佛是为了获得被精英阶层接受的标志。

二.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假如哈佛大学招收更多亚裔美国学生,它会有何得失?回答这个问题有多种角度。如人们观察到的那样,缺乏多样性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无法了解真实世界,反而不利于学生的发展。还可能有人说,哈佛要培养世界级领袖,刻苦学习的亚裔美国学生“缺乏个性”,无法成为哈佛培养目标。

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可能是简单想象一个假设的替代方案:一个拥有40%或50%亚裔学生的哈佛大学,很像209号提案后的加州大学各所分校,或者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和其他纽约的精挑细选的高中。我们可能会想起加州大学的一些笑话(例如,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正在写这篇文章时,她马上说,“哦,就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你看到很多亚洲人’?”)。我们可能会思考权力的表象,生活在一个仍然主要由白人主导和管理的美国,教会我们想象权力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今天的美国,一所亚裔美国人口占40%或50%的学校看起来还令人向往吗?或者只是看起来像亚裔美国人的飞地?正如徐华(Hua Hsu)在《学校颜色》(School Colors)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很明显,如果这(亚裔美国学生占50%的哈佛大学)曾经发生过,那么声望、选拔精英的光环就不会聚焦这个学生群体,哈佛将不再是哈佛。”

我们再来聊聊哈佛大学对申请人的看法。公平招生组织认为哈佛大学用内部种族配额限制每年录取的亚裔学生的人数,而这样做是违法的。但是,不管是否使用配额,平权行动和哈佛的录取过程都涉及将学生分为以下几类:校友子女(legacy),第一代,运动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人文,艺术;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黑人。大学收到大量申请,它的使命是培养多元化学生,无论多元化如何配置,大学对学生进行分类都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有一个选拔学生的标准或基准线,这种分类就是必然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常规学生是白人、非校友子女、非运动员、非第一代和非低收入。(再次引用谢丽尔·哈里斯:“白人性是排他的”。)学生分类并不是说肯定会出现刻板印象,而是会看到申请人所代表的群体:申请人既被视为独立个体,也被视为某个群体的代表。在这种制度下,亚裔美国学生永远无法摆脱他们亚裔美国人的身份。他们能做的,只能是试图证明自己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亚裔美国人。


也有些支持平权的人说,亚裔美国人本身并不想反对平权行动,这样做对亚裔本身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说,反对平权的亚裔美国人是被公平招生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的领导人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这样的白人保守派利用了,布鲁姆这样的人在少数族裔间挑拨离间,推翻平权这项主要伤害白人利益的政策。支持者又引用64%的亚裔美国人仍支持平权行动的数据(尽管自2014年对哈佛诉讼以来,华裔美国人对平权运动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把这一诉讼与二战后“模范少数族裔”迷思相提并论。即“模范少数族裔”说亚裔美国人是模范公民,他们已爬上阶级阶梯,在美国取得成功和繁荣(换句话说,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成功),而模范少数族裔的产生是为了诋毁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有了“模范少数族裔”作为比较的基础,其他少数族裔的“失败”可归咎于他们的内在劣势,而不是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结果。


自2014年对哈佛诉讼以来,华裔美国人对平权运动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来源:aapidata.com


尽管这个观点谈到历史和多种族因素,它却忽略了参与诉讼的亚裔美国人的影响,间接地免除了他们破坏平权行动的责任。将亚裔美国人视为制造分裂的“楔子”,让我们以为诉讼方只不过是实现布鲁姆目标的工具人。


但社会学家贾里德·塞克斯顿(Jared Sexton)指出,这是将亚裔美国人描绘为受害者的虚假画像。例如,写到1992年洛杉矶暴动中韩裔美国人的角色时,塞克斯顿写道 “(这种受害者说法)暗示着,由于韩裔美国人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统治阶级,因此他们不需对当前状况承担责任。更具体说,暗示韩裔美国人没有责任去抵制和削弱这种由市场关系构成的互动,也没有责任‘把被剥夺权利的人们的需求和福祉放在首位’ (Kim 1997:206),而是关照那些享有种族特权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人”。简单说,亚裔美国人受到剥削,但不等于他们就不应该对剥削他人而负有责任


尽管“楔子”这个论点识别出权力体系,构建辩论框架,但如果它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亚裔美国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被征服的地位,并与其他有色人种结成联盟呢?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反对平权行动的亚裔美国人不认为自己与系统性白人至上主义有牵连。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能够超越任何现存等级制度的独立行动代言人,我们能在他们呼吁大学应择优录取中发现这一点。例如,徐华在《学校颜色》书中这样描述:


陈[亚历克斯]和何[蒂莫西](硅谷华人协会的两位领袖)主张的观念是严厉的爱、刻苦工作和自决力,他们很高兴看到美国华人成为平权辩论的焦点,他们也将平权解释为种族配额。何认为平权政策鼓励其受益人“偷懒”。陈转述他认为的平权受益者的态度时说, “我不需要努力工作,我不需要刻苦学习,我仍然可以上一所顶级学校。”


他说,他在乎的并不是哈佛的亚裔比例,而是在乎“态度。即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


[……]也许只有新移民才能毫不讽刺地谈论精英和公平。毕竟,H1B签证实际证明了一个移民有可取之处。佛罗里达活动家赵宇空一直谈到美国梦,就像它是一种契约安排:“美国梦说了,每个美国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机会,要努力工作、有决心且主动去追求繁荣与成功。”


对精英制度的信仰是建立在相信个人功绩之上的,是相信当人们看待非白人时,首先是看他们的条件,而不是自动将他们归为非常规类。赵宇空明确声称“他担心的不是哈佛的亚裔比例”,这说明这些活动家将这种挑战理解为个人面对的,即每位争取入学的亚裔美国学生不仅与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竞争,而且相互竞争,公平竞争,而不是一群人争夺精英阶层的一席之地。


尽管反配额的人们焦虑的核心是承认存在一种分类制度,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连他们也被视为群体的成员,这揭示了种族主义上层建筑的存在超越大学录取的过程。他们被阶级地位的提升即等于种族等级的提升的承诺蒙蔽了双眼,美国梦的承诺为“每个美国公民”提供了“通过努力工作、决心和主动性追求繁荣和成功的平等机会”——他们为进哈佛大学而自私地努力,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下的公平,正如政治科学家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所言,这种制度只是白人至上的面具,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种族正义这回事。


这些活动家的短视令他们想根除平权行动,这有利于布鲁姆的目的,他们却以为布鲁姆只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一同实现他们认为的共同目标,而这个目标是建立在对美国权力的根本误解基础上的。“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徐华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采访时说。“他们中很多人在与爱德华·布鲁姆结盟之前就参与了反平权的运动。所以,你知道的,他们有很多自主权。他们一直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三. 公正(Justice)


平权辩论的文章通常这样开头:某某是X高中的一名学生。他们在标准化测试中成绩很好。他们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他们申请了这些学校,但都被拒绝了。然后他们注意到,成绩较差的非亚裔美国同学却被录取了。“这不公平,”他们告诉记者。“根据我的成绩,我比他们更应该得到那个入学名额。”显而易见的结论:他们因为种族而受到歧视。


这些学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胜算不大。像常春藤教练(Ivy Coach)这样的公司,提供高中生进大学的咨询服务,强调亚裔美国人需要在匿名的黄皮肤人群中脱颖而出。常青藤教练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的亚洲和亚裔美国学生能如此频繁地获得录取通知书》(Why Our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So Often Earn Admission)的文章,宣称“(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被冒犯到,但当很多亚洲和亚裔美国申请人来咨询我们时,他们向我们展示了绝大多数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申请大学时选择呈现的活动和课外参与活动...而这个游戏在于突出差异。


换句话说,这个游戏是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却不能表现得像亚裔美国人。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背叛:对自我、对文化、对真实的背叛。那些真正想成为医生和律师的学生,那些真正喜欢数学和科学的学生,那些乐此不疲地把业余时间花在网球、钢琴和小提琴上的学生呢?亚裔美国申请人在努力获得常青藤大学录取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被要求抛弃任何和所有的刻板特征,甚至那些可能与他们的经历相符的特征,而选择一种在各方各面都能反常规的形象。即便如此,有些人还是觉得这还不够。


这类平权辩论文章说诉讼起因是被大学拒绝的痛苦。但我们也可能注意到,这些学生(和记者)所采用的逻辑与前面提到得苏珊·科希所描述的物质成功逻辑类似。两者都是亚裔美国人都想进入精英体系,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学会并遵守这个系统的规则。当遵守了这些规则,却没能得到承诺的结果时,他们都会感到失望。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所属群体的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努力使自己与众不同。可太晚了,他们对想加入的团体的狡猾特性视而不见,这些团体倾向重新定义自己,拒绝外来者进入,不管这些外来者如何努力使自己变得多么合格。


综上所述,看起来确实不公正。但到底是哪一部分不公正呢?公平招生组织的论点基于哈佛的录取表明,照章办事是不够的,甚至理解亚裔美国学生的固有形象,并反其道而行之也是不够的。公平招生组织不认为他们会因取代哈佛的学生群体而破坏哈佛的权力体系,这个权利体系是白人至上。相反, 他们认为自己是想被这个权力体系接纳的个体,即使这种接纳只能靠超越他们所谓的弱势族群(即是刻板的亚裔美国人)的地位,同时诋毁其他少数族裔。做了所有一切应该做的学生,期望被哈佛认可并录取,从而跻身与“白人性”紧密联系的精英阶层,就像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了财富上的成功,然后走上法庭想归化为白人的亚裔美国人。

他们提议取消平权行动只会加剧这个问题。主张精英管理的亚裔美国人误以为,他们维护白人至上,有朝一日也能跻身统治阶层,但废除平权法案并不能使统治阶级突然接纳亚裔美国人为自己人。基本上每一个研究亚裔美国人历史的学者都指出,亚裔美国人生活在“永远的外国人”状态中。不论他们多么努力变白,系统白人至上主义必定确保他们永远只能靠近,却无法达到。


终结平权法案不会给亚裔美国人创造更多机会。它只会让精英阶层“更白”。它会让精英阶层回到多样性倡议之前,回到包括亚裔学生在内的少数族裔学生有一席之地之前。滑稽的是,这个结果跟布鲁姆没有民权的美国的愿景十分契合,这样的美国,最大的特权只授予白人,而这也是许多人奋斗数十年想去改变的。


也许公平招生组织和其他反平权的活动家们是被误导了。也许问题不是出在白人性精英机构的看门人,而出在白人性的机构本身。也许我们应该叩问,在白人至上的面纱之下,在资本主义精神之下,类似哈佛这样的高等院校是怎样积累起权力和声望的。为什么少数族裔必须赢得这种机构的接纳,才能确保安稳或是所谓的“生存”呢?为什么人和人之间需要为入藤校和安稳而争得你死我活呢?

其实这一难题只有在亚裔美国人与同样受到白人霸权威胁的其他少数族裔结盟的情况下,才能迎刃而解。如果亚裔美国人无法认识到,在现有框架中他们永远不会只被视为个体,他们就不会反抗现有制度,而只会继续充当它的走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