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信:華人應該和非裔一起創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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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on WeChat through a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大約一年前,我寫的關于美國華人社區反黑的信在微信上傳開了。在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和 BLM 運動之後,我寫下了這封信,以鼓勵邊緣化的其他社區參與(非裔的) 運動,並希望提醒社區,反對非裔所帶來的“利益”只是虛假的。


雖然我的文章得到的回應並不總是積極,有時甚至會演變成針對我的嚴厲的批評,或對我的挖苦,但它引發了必要的討論。這種討論早就該發生了,因為我們需要與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華人討論如何應對當代美國政治。


然而,今年,隨著居家隔離接近尾聲,我們並沒有看到太多的變化:無數的非裔,包括Daunte Wright、Maurice Gordon和Breonna Taylor,他們仍然被白人至上主義的警察殺害,仍然沒有得到正義。然而,即使正義也無法讓死者複活。


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次,我也對我的信所受到的媒體關注而感到不安。因為這種曝光使我的個人生活被許多人審視,我也收到了很多采訪請求,僅僅是因為我是亞裔和非黑人的身份,陳述了一個非常簡單且非常真實的事實,那就是我們作為其他弱勢群體,也會反黑。特別是當我們忽略自己受到的許多被教導和吸收的知識,帶著潛在的歧視性質。


如果人們對我的發聲做出如此激烈的反應,我無法想象他們對一個說同樣的話非裔會給出怎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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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除了為非裔生命的運動外,反亞裔暴力(針對藍領工人、長者、婦女、性工作者和亞裔社區中最脆弱的群體)也變得越來越常見,部分是由Covid-19、種族主義和恐華症煽動的。這種情況對我和我們社區來說,既令人痛苦,又重要的必須讓人直視。我希望這些事件能提醒我的社區,所有被邊緣化的群體都是白人至上主義的受害者,如果我們選擇不為其他人的解放而戰,白人至上主義就無法被推翻。


我厭倦了呼籲更多的警察,厭倦了更多的微信上的“智囊團” 為我的信中的細節爭論,厭倦了美國華人仍然助長對“非裔是罪犯”的刻板印象,厭倦了美國上層人士堅持認為反對平權行動是 "亞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卻仍然忽視我們社區中最脆弱的華人。


我不想要這些東西;我想要我們去行動起來,繼續堅持一個更好的未來,一起創建一個沒有受白人至上主義迫害的未來。


“我們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魯華裔學生寫給爸媽和華人社區的公開信



致美國華人社區:


我叫黃艾琳(Eileen Huang), 是耶魯大學英語系大三學生。PBS的最新紀錄片《亞裔美國人》播出以後,有人約我就美國華裔曆史寫一篇觀後感,或者寫一首詩也行。可是,我發現在這個時候很難作詩。我不想只關注我自己族裔的曆史和故事,而不去了解和認識所有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經曆的挑戰,痛苦和創傷(其中也包括我們自己族裔的遭遇),哪怕是在今天。鑒于明尼蘇達州的抗議活動是由白人警官和亞裔警官謀殺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引發的(編者注:Derek Chauvin已被當地檢察官以三級謀殺和二級殺人罪起訴, 現已判決罪行成立),我特別想談談亞裔美國人社區中盛行的對非裔的歧視和敵視態度。如果我們不認真反省,這種態度會給我們所有人招來暴力。



我們亞裔美國人中長期以來一直普遍存在著敵視(或歧視)黑人的言論和成見。我從小就聽到親朋好友(甚至我的父母),對黑人社區微妙的、有時明顯是種族主義的談論:他們在不好的社區長大;他們造成了太多的犯罪;我希望你千萬不要跟黑人交朋友,不要卷入黑人運動中。


他們的意思很明確:我們是模範少數族裔 — — 醫生、律師,聽話,安分守已,有成就。我們跟其他有色人種不相幹;我們甚至會站在美國白人一邊貶低那些人。我周圍的亞裔美國人,包括我自己,都不願意,有時甚至拒絕參加有關非裔美國人所面臨的種族暴力的討論,哪怕他們被白人至上主義者追殺,哪怕他們在自己的社區被無情地槍殺,哪怕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謀殺,哪怕他們的孩子因為攜帶玩具槍或偷口香糖而惹來殺身之禍時;甚至當他們的母親滿含悲傷出現在電視上,乞求和哭訴,渴望伸張正義時;甚至當“敵視黑人”的現實與我們自身所遭受“系統性種族主義”如此緊密地關聯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亞裔美國人甯願相信我們會幸免于種族歧視。畢竟,我們中的許多人生活在富裕的社區,把孩子送到頂尖的大學,從事舒適的專業工作。正如詩人Cathy Park Hong所寫,我們相信我們是“下一個……被同化的人”,我們會獲得白人所擁有的特權,會從因為膚色導致的所有負擔中解脫出來。


然而,我們在這個國家的生存一直是有條件的。十九世紀當中國勞工初來美國時,他們被私刑處死,《排華法案》禁止他們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排華法案》是美國曆史上唯一的明確針對某一種族群體的聯邦法案。當早期的亞裔移民,如Bhagat Singh Thind,試圖申請公民身份時,所有亞裔美國人都被剝奪了法律人格權,而直到1965年,法律人格權只能授予“自由白人”。當珍珠港被炸時,日裔美國人被圍捕、拷打並拘禁在集中營。當冷戰達到頂峰時,被懷疑是共産主義者的華裔美國人受到聯邦特工的恐嚇。很多家庭失去了工作、生意和生計。當新冠病毒襲擊美國時,亞裔美國人遭到攻擊、唾棄和騷擾。我們被指責為“病毒攜帶者”;我本人最近就被指是“吃蝙蝠的人”。我們誤以為自己在這個國家表現出色,直到有人提醒我們,我們不能太舒服 — — 我們永遠不會真正屬于這裏。


這裏有一個故事可以證明(我們不屬于這裏):1982年6月19日,當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因來自日本的競爭而每況愈下時,27歲的華裔陳果仁(Vincent Chin)走進一家酒吧,慶祝即將到來的婚禮。被解雇的白人汽車工人Ronald Ebens和他的繼子Michael Nitz也在場。陳果仁離開酒吧時,那對父子跟蹤他,把他逼到一個麥當勞的停車場,然後用金屬棒球棒猛擊他,直到他的頭顱開裂。他們對陳果仁說:“正是因為你這個婊子養的,我們才失業。” 後來,這個謀殺案傳開,在美華人義憤填膺,要求判Ebens和Nitz有罪。謀殺陳果仁的凶手們只被指控犯有二級謀殺罪,罰款3000美元,沒有坐牢。郡法官Charles Kaufman說:“這兩個人不是該被送進監獄的那類人“。那麽誰該被送進監獄呢?


陳果仁的媽媽Lily Chin。(圖片來自facebook.com/uclaaca)


觀看《亞裔美國人》時,我被陳果仁的媽媽Lily的視頻片段深深地困擾。她是一個小個子華裔女人,長得像我的奶奶,或者我的媽媽,姨媽姑媽。在鏡頭前,她的臉皺巴巴的;她哀求和哭泣的聲音可憐得像動物一樣,“我要為我的兒子伸張正義。”在陳媽媽的所有鏡頭中,都有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等非裔民權活動人士圍繞在她身邊。他們保護她,不讓新聞記者消費她的悲傷。後來,他們跟華裔活動家一起走上街頭,高舉標語呼籲結束種族暴力。


雖然我們無法將亞裔美國人面臨的挑戰與非裔美國人遭受的野蠻暴行相比,但我們今天擁有的一切都歸功于他們。正是因為非裔美國人發起的民權運動,亞裔美國人才不再被稱為東亞病夫;正是因為非裔美國人呼籲結束種族主義的住房政策,我們才得以和白人住在同一個社區;正是因為非裔美國人反對種族主義歸化法,亞裔美國人才獲得了公民身份,並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認。正是因為非裔美國人的社會活動,陳果仁這樣的故事才被人們記住。我們之所以有坦然地成為“模範少數民族”的自由,並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更好或因為我們努力,而是靠其他被邊緣化群體多年的鬥爭和支持得來的。


為喬治·弗洛伊德聲討正義的人群。(圖片來自網絡截屏)


2020年5月25日,非裔喬治·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雜貨店使用20美元假鈔購買香煙。對此,白人警官Derek Chauvin趕來,他抓住弗洛伊德,用膝蓋卡住他的脖子上長達八分鍾。在隨後網上流傳的視頻中,你能看到,在三四分鍾的時間裏,弗洛伊德為自己的生命哀求(視頻看到他流著血),他說自己已經無法呼吸。喬文繼續用膝蓋壓迫他。與此同時,視頻顯示,在背景中,一名亞裔警官Tou Thao就站在Chauvin一邊旁觀。只是旁觀, 什麽都沒說,任由弗洛伊德慢慢地停止掙紮。

我看到,我周圍的亞裔美國人也保持著同樣的沈默。我對華裔社區尤其感到失望,他們對謀殺美國黑人所持有的沈默讓我感到震驚。在明尼阿波利斯,有那麽多有色人種的活動家聯合起來支持抗議者的同時,也有那麽多美國華人選擇了對這次抗議“置身事外”。同一群華人曾經在新冠流行期間大聲疾呼反對歧視亞裔,但在談到弗洛伊德的謀殺案(Ahmaud Arbery、Breonna Taylor、Tamir Rice、Sandra Bland、Trayvon Martin、Michael Brown, Freddie Gray,和無數其他僅僅為了生存而被殺害的美國黑人)時,他們卻令人不解地保持沈默。


我看不出我們對電視上的黑人母親有同情心,她們像陳果仁的媽媽Lily Chin那樣,乞求為兒子伸張正義。我沒看到我們中有多少人和黑人抗議者一起遊行。我沒有看到我們給黑人領導的組織捐款。我沒有看到我們為殺害無辜黑人的白人,比如陳果仁的謀殺犯,沒有受到制裁而出離憤怒。我沒看到我們對非裔抗議者表示任何聲援(編者注:美國華人聯合會已經發表公開聲明🔗並正在聯合非裔、猶太裔社區領袖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在全美抗議人群中也有亞裔面孔出現),抗議者被噴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而就在幾周前,白人新冠“抗議者”手持AR-15遊行,警察連碰都沒碰過他們。相反,我聽到我們稱他們為“渣子”、“暴徒”、“掠奪者” — — 和美國白人曾經給予我們的汙名一樣。我看到我們,比如我自己的家人,僅僅把特朗普要派國民警衛隊前往明尼蘇達的推特當作笑談。


想象一下,如果非裔美國人不加入亞裔美國人的活動,我們會怎樣。我們仍然會被稱為東亞病夫。我們將生活在更加隔離的社區,就讀更加隔離的學校。我們就不會被允許進入這些精英大學,不會在舒適的職業生涯中進步。我們會是非法移民。我們,和其他人,都不會記得陳果仁這樣的故事。


紀錄片《亞裔美國人》中的鏡頭


我呼籲所有美國華人觀看《亞裔美國人》這樣的作品,認真反思我們自己的曆史,也反思我們與其他少數民族的共同曆史 — — 我們的覺醒和自由與非裔美國人、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美國人等的自由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我們不可能生活在曆史之外。喬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曾經發生在19世紀的中國勞工和陳果仁身上,並且將繼續發生在我們和所有少數族裔身上,除非我們不再保持沈默。沈默從未保護過、也永遠不會保護我們。


我們華裔的曆史不只有一大串聽話的醫生、律師和工程師;我們的曆史中更有革命者、活動家、鬥士,尤其是幸存者。我經常想起日裔集中營幸存者河內山百合 (Yuri Kochiyama),他後來成為著名的民權活動家,並與馬爾科姆·X(Malcolm X)等非裔活動家建立了密切關系。她曾說,“我們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我拒絕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呼籲對我們自己社區的種族公正。貶低或壓制其他少數群體的正義根本不是正義。白人至上主義幾百年來一直在威脅我們所有社區。在這個許多享有特權的少數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場上的時候,我要問:你和誰站在一起?